昨日一場座談，作家張耀升主談小說、劇本創作者，如何寫出一個有骨幹，亦有血肉的故事，關鍵之一是讓人物（角色）的行動，成為推進劇情主線的能量。但要讓一個角色能成立、能誘發觀眾同情，進而相信一個故事，前提就是做好田調。簡單講，要描述一個人、一種身份、一種職業、一種人際連帶，以及與這些條件相互餵養的環境背景，你得去親自接觸他們，若無法，至少你要閱讀、做足資料蒐集。
也許是刻意回應官員近日曖昧又失衡的愛滋言論罷，張耀升舉例，每年在由他參與評選的小說創作獎，參賽作品中，一定有人會寫愛滋病患，但故事裡頭對疾病與病患本身的描述，也總有一兩件，無知到近乎離奇。好比，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是同性戀時，身上便無故莫名帶有愛滋病毒（當然，我想多數人能分辨HIV病毒與愛滋病的差異），接著，與家人吃了一頓晚餐，病毒便開始擴散傳染家人，於是這名帶原者自此陷入無底的痛苦與墜落。
「我的天啊，至少google一下好嗎？」粗略舉例後，張耀升語氣跨張地喟嘆。他說，不知道這類對於愛滋病感染與傳染途徑的錯誤認知，究竟何來，但因為每年都仍有學生交出這類作品，描述、建構他們所認知的疾病與病患。於是他相信，那個嬗遞不實言論的源頭一定還在學生可觸及之處。
雖然昨夜座談氣氛輕鬆有餘，但從今早賴床的二十分鐘，拿手機看臉書，發現這兩天持續出現更多對愛滋病的釋疑，就知道小說家的焦慮迫近又具體；這些（同溫層的）臉書發言，從公衛論述、從近代歷史、從影視文本，無一不努力，試圖破解與疾病、病患在各種生活政治層面裡夾纏的謠言、偏信和錯誤解讀。
真的，握有高度政治力、能見度的當權者，簡單一句話抹除，即便用看似客觀中性的科學語言，現身於公開、公眾場合，殘局就得如此，磨耗更多人、更多年來的心力與口舌，去澄清、說明，與置疑者繼續辯證。還能對話都是好的，最怕是加深那些從不自覺，更遑論自省的歧視。
所謂歧視，有時候甚至不是單單源自對疾病的恐懼與賤斥，更來自對「健康」這概念，無條件的支持與擁戴。於是，也才在男同志社群時不時看見「無套得病活該」「用藥找hi不要來」這類表態。然而，真正有效防治疾病與掃除汙名的策略，如果不是接納各種性別族群，對性生活實踐（包括性交方式、性交對象）的樣貌與需求，再來討論合理且可負擔的醫療處置與社會成本，那麼處理疾病與病者的最後解方，恐怕就會類近《金牌特務：機密對決》當中，美國總統無視（因每天工作二十小時於是也用毒品紓壓的）下屬苦苦哀求理解每個人使用毒品的原因，至少看見他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而仍執意誘捕千百萬染毒者，任其生滅。
這樣荒唐、激烈、不快樂結局的代價，電影裡承擔不起，現實世界的我們能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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